从景观社会中突围
景观社会是一种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科技先进，政治经济整合严密，物质产品非常丰裕、温情脉脉、役人于无形的社会。
面对这样一种摆脱了自然异化进入社会异化的社会，德波及其情境主义者大声疾呼：“工作是耻辱”，“休闲概念是一种侮辱”，“在第一世界真正的经济问题不是贫穷而是无聊”，“真实生活在别处”，“现代生活最堕落的事实是使每个人成为消费者并从而成为奴隶”，“满足的短缺由卡车、电冰箱和电视机的批次来衡量”，“为了使今天丰裕就必须占有最大量的贫乏的物”等等，因此人们在这一社会生存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使他们的生活简化为一种最终选择——“自杀或革命”。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存在，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必须从这一景观社会突围，必须组织起来进行革命。
《景观意识形态与隐形奴役——德波<景观社会>解读与批判》对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理论源头，景观社会的类型、本质，景观社会的文化、主体、统治与革命，景观概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谱系中的地位价值，以及数字技术时代的景观新形式等都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述。
从50年代走向社会一直到德波去世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德波及其情境主义者曾先后尝试多种从景观社会突围的手段和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50年代“漂移”“异轨”“建构情境”的策略和方法；二是60年代对学生造反运动的积极参与和期冀；三是德波终生坚持不渝地以写作或电影作为革命武器对景观社会开展的解构和美学政治批判，等等。
在50年代德波及其战友们对景观社会日常生活和景观空间异化的批判中，他们发明了一系列反抗这一异化的策略和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漂移”“异轨”和“建构情境”等。所谓“漂移是一种快速通过各种各样环境的技巧，它蕴含着一种游戏建构行为与心理地理学效应意识，因此，它十分明显地与传统的旅游或漫步概念区别开来”。就是说为了反对景观社会城市生活的异化，城市环境的理性化、功利化与非人性化，日常生活的单调、平庸和无聊，漂移是人们对现实城市生活和人们日常生活进行的一种精神、肉体的双重反抗。在这种漂移中，人们必须要放下一定时期内他们的各种关系、他们的工作和休闲活动、他们所有其他的运动和行动的通常动机，全身心地投入对城市地形的探险与在城市探险时所经历的遭遇中，只有这样，人才能重新发现城市的神秘与诗性，才能使自我从日常城市生活模式化的无聊和异化中解放出来，才能充分发现城市的美丽和人的自我与解放本性。并且这种漂移活动的人数最少不能低于一人，最多不能超过十至十二个人，最适合的人数是两到三人组成的小组，并且小组的成员必须在精神与知识素养方面基本相当，其漂移的空间区域最大不能超过一个城市及郊区的总体，最小可限于一个很小的能够自我包含的环境，如一个街区、一个车站，甚至一个家庭。
漂移的平均持续时间以一天为最佳，一般情况下也不必考虑昼夜的分别，在特殊的情况下，漂移的时间可以持续三四天，甚至更长。在这种漂移中，地形学上的探险与研究和感情上的方向迷失与定位相互结合，人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寻找一种“可能的聚会地”，因此心理地理学地图的绘制是必不可少的，并比普通地理学的地图具有更多的变化与流动性。德波援引马克思的话来指出这种漂移的意义是：“人们不能看到他们周围不是他们自己影像的东西；一切东西只能自己证明自身，他们的真实景色是鲜活的。”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德波及其字母主义国际和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在巴黎、伦敦、哥本哈根，在罗马、布鲁塞尔、德国的哈茨山区等，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城市甚至乡村乐此不疲地开始了这一漂移实践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异轨是“对先于美学原理而存在东西的整体再运用的一种简称。它是将过去与现在的艺术产品整合为一种环境的更高级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情境主义者的绘画与音乐，它只不过是这些手段的情境主义者的运用；在更基本的意义上，旧文化领域内部的异轨是一种宣传的方法，一种揭示旧文化领域价值丧失和耗尽的方法”。异轨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每一项被异轨的对象元素的意义要丧失，直到原始意义的完全丧失；二是新的意义整体被组织起来，并赋予其每一个元素以新的意义域与影响。异轨有一种源自双重意义的特殊力量，有一种通过新旧意义整合共存产生的词汇意义的最大丰富性。
由于它简单宜用，也由于它有着反复使用的无限潜能，因此它非常富于实践性。但运用异轨的本意，当然不单单是一种游戏、模仿和嬉戏，而首先是一种对先前表述体制价值的反转、颠覆与否定，并且，越是在艺术表达方式与体制解体的历史时期，它就越盛行。为了最终在更高的水平创造一种更有意义的新表达类型，它不仅能够引导人的才能新的开拓与发现，而且也常常导致与全部社会法律习俗的正面冲突等。德波认为异轨主要有两种方式，即次要异轨和欺骗性异轨。
次要异轨是指没有重大价值的元素异轨，它只是从其所置换过的新语境中汲取意义，如一份新剪报、一句中性成语、一幅普通照片在刻意营造的语境中的直接运用等等。而欺骗性异轨也称为预先警告主题异轨，它是一种本质上意义重大的元素异轨，它从新语境中派生出一个新的不同的意义域。如由“联合产生力量”异轨为“联合产生战争”，由“神圣正义”异轨为“正义神圣”，由“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异轨为“法国是阿尔及利亚的”，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异轨为“全世界公民联合起来”，等等。
这一策略可以运用于情境主义国际这些艺术革命家们所钟情的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小说、诗歌、电影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但无论在哪个领域，这一异轨都必须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这正是德波及情境主义国际成员运用异轨策略的最重要的意义。而德波与约恩合作创作的《备忘录》应该说是这一策略运用的成功范例，这一著作完全是由德波与约恩两人用从其他作品中剪裁下来的现成的短句、照片、图画、漫画等，看似胡乱随意，实为巧妙地用胶水粘贴在沙纸上的一种彩页插图书，其中每一页上的文字都可以从任何一个方面进行阅读，相互之间联系紧密，但又没有任何一个完整的句子。无疑这是德波用异轨的方法对景观社会发起的一种进攻。
《景观社会》
在后来的《景观社会》中，德波进一步阐述道，“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是诉诸理论权威的反面……异轨是反对意识形态的一种弹性的语言。它是一种不可能也不需要被任何以前的或在批判之上的引用所证实的语言，相反，它自己的内在一致和实践效能却是以前真理核心的确认。异轨将它的根据仅仅立基于作为目前批判的它自己的真理之上”。“在系统表达的理论中，展开的异轨的要素驳斥了这一理论将永远独立的任何概念。通过将瓦解和推翻每一种现存秩序的猛烈颠覆的同样风格的异轨引进理论领地，异轨担任了提醒人的职务：理论在本质上什么也不是，它只有通过历史行动，通过真正忠贞的对历史的校正，才能实现自身。”紧接着德波又指出，“思想在进步，词义参与了这一切。剽窃是必然的，进步依靠它。它拥抱作者的措辞，使用了他的表达，抹去了错误的思想并用正确的替代之”。
也就是说，异轨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打，是通过将原有语境中主词与谓词的颠倒，通过对原有语词的挪用、剽窃、揩油、转义或颠覆，通过终止原有语词的意义，开发新的意义，通过制造一种双重或多重意义的语境，而对现存社会意识形态、现存社会的价值准则、现存社会的既定秩序进行一种彻底的颠覆与改造，从而创造一种高于这一现存社会的新的环境，并实现一种革命性、创造性的变革。它虽然具有游戏、模仿和嬉戏的性质，但根本上更是关于新生活、新道德、新文化、新社会的一种选择。
而关于建构情境、情境主义者、情境主义，德波又做了这样的定义：建构情境是指“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地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情境主义者是从事情境的建构和有关情境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人，是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情境主义是从上述所说情境建构和情境主义者不正确引申出来的一个无意义的词汇，不存在像情境主义这样的东西，它只意味着解释现存环境的一种原则。情境主义显然是由反情境主义者所发明的。”就是说，为了粉碎景观社会的商品化空间，为了弥合人们的内在精神分离与分裂，为了摧毁平庸化的日常生活所建构的虚假迷人景观，必须重新建构人们真实的生存情境，必须使人的生活重新成为真实的生存瞬间，并且，从来不存在什么“主义”之类的东西，如果这一主义要成为一种万古不变的教条，或什么绝对真理式的教义的话。
所谓主义不过是一种借用，它表达的不过是一种原则，而建构情境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与实践运动。但是这种漂移、异轨、情境建构真的能成功实现从景观社会的突围吗？回答是否定的。当然，漂移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漫步，也不是中国道家的“与道合一”。德波及其情境主义者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漂移实现心灵的解放，发现城市的诗意，并重组城市地图和空间。异轨不仅使情境主义及准情境主义者在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创造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而且它也的确一定程度地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价值准则、旧的文化内容的拆解和否定。建构情境也意欲实现日常生活领域的真实革命。但是当进行漂移实践的成员不时跌落进巴黎地下墓穴和城市下水道，当异轨简化为颠来倒去的文字游戏，当情境建构仅仅瞄准的是生活的瞬间和瞬间的生活，当这一切都带有鲜明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发泄、玩世不恭的游戏调侃色彩，都附着在人类感情层面的表层时，我们说，所有这些行为与策略，充其量只是一种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地理学的革命。正如德波本人所说“无产阶级革命是通过个体和集体不得不创造适合其据为己有的地方与事件的人类地理学的批判”。
我们知道，从1960年开始德波的思想由“文化和艺术革命”阶段逐步转向“政治革命”阶段，在这一阶段，德波开始将自己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向现实政治领域，如阿尔及利亚内战、美国黑人暴动、学生运动、工人自发罢工等等。1965年，针对阿尔及利亚问题和美国沃茨黑人暴动，德波出版了《关于阿尔及利亚及世界其他国家革命的演讲》《景观商品经济的衰落》两本富有影响力的小册子。在对由10000多名黑人参加，15000多名警察和国民自卫队员进行镇压，34人死亡，3000—4000人被捕，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几千万美元的美国沃茨黑人暴动进行评价时，德波指出，沃茨事件的爆发是消费体制的一种实现和完成，是极端消费的盛大节日和欢宴。德波认为正是黑人青年以及所谓骚乱分子的偷窃，破坏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毁灭了商品的身份和地位，完成和实现了一种社会的真正消费。而镇压骚动的警察，在德波看来，他们不过是服务于商品的仆人，是完全服务于商品、保卫商品的人。而1966年在同斯特拉斯堡大学五位信仰情境主义思想与理论的学生接触后，德波派的穆斯塔发·哈亚提入驻斯特拉斯堡大学，了解学生生活的真实状况并直接领导指挥学生行动。正是在情境主义国际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才爆发了学生攻击大学教授、反对现行一切权威的所谓“斯特拉斯堡丑闻”。
这期间发生的真正有意义的事件是哈亚提与学生一同撰写并由德波修改的《论学生生活的贫困》调查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哈亚提指出，学生是“新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学生像戈达德和可口可乐一样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只有通过质疑整个社会的异化才能认识和把握他们的异化，因此，必须让学生通过一种“革命的游戏”来建构新的情境，反对这一压抑的社会。在报告的最后，他提出了进行革命游戏的两个原则，即“生活永无限制”、“纵情行动”，这两句话在18个月后巴黎“五月风暴”中再度回响，并迅速传遍全世界。
本文节选自《景观意识形态与隐形奴役——德波<景观社会>解读与批判》，有删改